同样地，我相信我国在可见的未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时，不应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包括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对于超越性和道德理性的理解。
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尽管第一修正案是1790年制定的，但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有关表达自由的千客案（Schenck）却是在120年后的1919年。
法律人思维的流行主要不是因为误读，法律人想得太简单，有时太天真，而是因为这种说法赋予了一些勇敢豁得出去的法律人某种特权和地位。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这其实触及到了另一个促成法盲过激言论的制度因素——他们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尽管他们也希望能在某些时候也真会影响决策，例如在药家鑫案中，但总体而言，他们知道自己说了不算的，前后左右有政府、法官和众多法律人，还有学者，负责，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这就令他们说话趋于不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不计任何代价地坚持一个已经被社会乃至该法院自身都认为显失公平的重大判决，一个法律上不算错案但仍然会留下道德污点的判决。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而且关注点也不应是法律人应当像什么，而是他/她站在或坐在什么位置上？屁股指挥脑袋，只要不过分，并不异端，也不可笑，这恰恰表明角色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律人的思维，问题在于清楚某法律人的具体角色是什么？其职责和职业利益对他有什么要求。他或她并不必定全盘接受无论是检察官或辩护律师的判断，无论他们各自如何雄辩，思维如何细致，逻辑如何严密，有何种立法或先例或学术的支持——与纯思维无关。米勒不服，认为加州刑法典中禁止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定侵犯了其言论自由，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
[98] 法院认为，可以通过其他一些对成年人的权利构成较少限制的方式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此类可能有害的内容（例如，父母可以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过滤软件），但《通讯风化法案》的规定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对公民的权利构成了过分的限制。[49] 根据Lockhart和MaClure的研究，该法案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州都制定了相似的法案。[89] 为了保证保守派的主张能够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故意延迟了1971年和1972年的几起淫秽案件的审理。（二）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能认出它在1964年的Jacobellis 案中，Roth案的主笔布坎南大法官在一份多元意见中进一步解释了Roth标准。
[102] 虽然最高法院没有直接宣布该法案违宪，但还是支持了初审法院签发的临时禁令，因为大法官们认为，除非政府能够证明民权组织提出的那些替代方案（例如由家长来控制他们的孩子在网上所看的内容）不会像国会立法一样有效，COPA就不能施行。[106] United States v. Schwimmer, 279 U.S. 644, 654-55 (1929). 另可参看[美] 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布坎南大法院官明确指出，不应该用希克林标准来判断某一作品是否为淫秽。[18] Queen v. Hicklin，L. R. 3 Q. B.360, 371 (1868).[19] 同上。[83] 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S. 15, 22 (1973).[84] per curiam是拉丁语，意为经由法院的。[59] 布坎南强调，自古以来，性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动力，也是人们极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金斯利公司认为相关部门拒绝颁发许可证的行为侵犯了其依据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表达自由，于是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美国的经验，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90] 前注[33], Tedford Herbeck文，第141-42页。[62]尽管如此，大法官道格拉斯和布莱克还是发表了异议
它们相继成立本国教会[16]，以削弱和排斥罗马教廷和教皇的统治，自主管理宗教事务。市民社会的观念有三个主要要素。
鉴于本文的论述重点，笔者认为应当从狭义上理解政教关系，即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在公共事务的实践方面所体现出的制度化形式。在这种国家体制中，宗教的教义和法典就是国家法律。
这种关系更多的属于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但在立论上则要同深层次的关系即教会与国家关系相关联。但作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贯彻和执行政策又有所区别。由此，两种政治权威的存在实际上也形成相互间的制约，这对争执的双方共同认同一个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了基础，从而也影响着后来西方政教关系的基本传统。反过来，神职人员一般虽受教会法管辖，但关于某些类型的犯罪和某些类型的财产争议等，也要受世俗法律和世俗法院的管辖[14]。国家领袖不是宗教领袖，但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地位。也就是说，任何美国公民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是否选择宗教信仰以及选择何种宗教信仰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通过法律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而对公民实行有差别的对待。
这是现代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基本法律原则。宗教实践在法律范围内是自由的，不受政府及个人干预。
在这种国家体制中，法律成为调节政教关系的重要方式，它在国家与宗教团体之间划定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使二者在体制上实现分离，各自管领自身的事务。美国宪法中的分离隔墙理论所要表达的就是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原则。
另一方面，信教公民和宗教团体在公共领域内进行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依法予以规范和保护。它意味着两个历史性机构之间的分离，而不是精神辨证的两个方面的分离。
也就是说，国家不干预市民社会领域中的私人精神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信仰问题。我国政教分离制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之中。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19]。在美国，政教分离的主题是国家如何在多元宗教格局中保持中立态度。
设立分句的主要内涵是：国会不能够制定旨在确立某种宗教、教派或教会相对于其他宗教、教派或教会的特殊地位的立法，也不得制定旨在确立宗教信仰相对于非宗教信仰的优越地位的立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但宪法条文所表达的涵义却是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基本法理的。
市民社会指的是社会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社会具有自身的生命，与国家有明显区别，且大都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从而是个强国，在这方面可以表示更宽大些，对触及国家的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完全不问，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根据宗教理由而竟不承认对国家负有直接义务的教会（当然这要看数量而定）。
一切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一问题的争论起先主要限于封建君主国家与教会在宗教事务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上的冲突与斗争。
国家的主权绝不能妥协，因为教会享有的自由只是公共权利的自由，存在于国家法律的限度之内，而这是所有个人与所有联合体都同等享有的[17]。第二，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国家与宗教团体的这种分离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经由法律的控制来保持二者在实践中的合理界限。市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家族与地域的界限之外，但并未达致国家。
[4]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2 年 3 月．第 3 页。实际上，这是法律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科学对政教关系作出的专门安排。
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指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30]。这就引出了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
可见，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并不等于放弃对宗教团体的依法管理，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宗教团体的管理不是为了干涉甚至包办代替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而是为了使宗教团体能够代表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组织好正常的宗教活动，自主的依法办好宗教。除了这些限制的理由之外，国家不能干涉公民的私人信仰事务，必须实行政教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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